无中生有、挑起摩擦、事端的行为，潮语称为“生枯柏历”。

看似粗鄙，老土，实则很古且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先说“枯历”：

古代人始死，立木于庭中，上面横架一木如门，叫做“重”（在木主即神主牌未及雕制之前代以受祭的木）。横木下悬鬲（亦称“历”，类似砂锅的炊具），中盛粥，谓为死者神所凭依之物，葬后始改用木主。亦即是说，“柏历”是神主牌之前身。魏晋以后，又有所谓“凶门柏历”者，置于门外以作丧宅之标志，略似后代之丧事牌楼。《晋书·琅邪悼王焕传》：

（晋元帝）悼念无已，将葬，以焕既封列国，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众。琅邪国右常侍、会稽孙霄上疏谏曰：‘……凶门柏历，礼典所无，天晴可不用，遇雨则无益，此至宜节省者也。’

《宋书·礼志二》谓：

（晋）成帝咸康七年（341），杜后崩……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

以上二则记载，说明了至迟到晋代祭礼中是否用“凶门柏历”，朝廷中包括皇帝本人，已有不同看法，主要原因是因其“大为烦费”，“至宜节省”。而《隋书·礼仪志三》载：“后齐（479-502）定令……王、郡公主、太妃、仪同三司已上及令仆（即相当于宰相级的高官），皆听立凶门柏历。”这表明：到南北朝中期，“凶门柏历”已成为皇亲国戚、高层官员才有资格设立的祭礼专利。隋、唐以后，“柏历”在社会中逐渐淡出，只保留在文献记载和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一个相对生僻的典故。因此，笔者不吝墨费，略作阐释如上。

回头再说“生枯”一词。

生指生机、活力，枯指干涩、枯萎。古文中，生与枯常对举。如“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用指甲挠他的皮肤以验证滋润、干涩，摇动树干以观察枝叶的稀疏、茂密。见《柳宗元论》）。但在“生枯柏历”中,“生枯”的语源却是“生肉枯骨”（即“枯骨生肉”之倒装省略语）的典故。《晋书·刑法志》谓：

大晋中兴，遵复古典。至义畅于三代之际，遗风播乎百世之后，生肉枯骨，惠侔造化。（后二句意为：犹如枯骨长出新肉，恩惠同于天地）

“生肉枯骨”亦作“生死肉骨”或“生死骨肉”，意思是使白骨生肉，死者复生，以极言恩施之深厚。《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平子曰：‘苟使意如（按人名）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唐·颜真卿《谢户部侍郎表》：“（臣）官阶勋封尽蒙黜削，待罪三年，分从遐弃。属陛下聪明睿哲，嗣圣登庸，恩宥广覃，授臣利州刺史……生死骨肉，受赐已深。”

厘清了“柏历”与“生枯”的出处，潮语“生枯柏历”的内涵亦就显豁了。

生、死乃人生之大事。中国号称礼义之邦，《礼记》中有关丧礼方面之描述远远超过了冠、婚等礼。人死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虽然民间有“乍尸”（谓死人突然起坐、走跳）的说法，《龙图耳录》第九回甚至有“棺材里连响了一阵，仿佛乍尸一般，连和尚都吓跑了”的描写，但那是小说家言。现实中即使有猝死后复苏的事，其概率亦是微乎其微。何况，据《礼记·丧大记第二十二》载，自三代以来，包括国君在内的所有人刚死时，国人便有“属纩以俟绝气”之环节（即用新的绵絮置于死者之口鼻间，观其动不动以检验其气息之有无）。而且，“君之丧……五日既殡（入殓后停棺柩以待葬）”，“大夫之丧，三日之朝既殡”，“士之丧，二日而殡”，亦即是说，从“绝气”到入殓，最少亦有二天时间。至于从入殓、停柩到入葬的时间则更长，如《北史·高丽传》中即有“死者殡在屋内，经三年，择吉日而葬”的记载。

如前所述，“柏历”既为古人心目中的死者之神所凭依之物，葬后始改用木主，那么在其数天以至若干年的停留期间，说逝者死而复生，枯骨又生新肉，就是绝不可能发生的、纯属无中生有的事！而惯于“生枯柏历”者，其捏造事实、搬弄是非的本心与做法，必遭世人之谴责与鄙视，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