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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是我们创造了体制村上春树今天我以一名小说家的身分来到耶路撒冷。而小说家,正是所谓的职业谎言制造者。当然,不只小说家会说谎。众所周知,政治人物也会说谎。外交官、将军、二手车业务员、屠夫和建筑师亦不例外。但是小说家的谎言和其它人不同。没有人会责怪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相反地,小说家愈努力说谎,把谎言说得愈大愈好,大众和评论家反而愈赞赏他。为什么?今天,我不打算说谎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谎言,也就是创作出几可乱真的小说情节,小说家才能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赋予它新的光辉。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掌握真相,也无法精准的描绘真相。因此,必须把真相从藏匿处挖掘出来,转化到另一个虚构的时空,用虚构的形式来表达。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们心中的某处。这是小说家编造好谎言的必要条件。今天,我不打算说谎。我会尽可能地诚实。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几天不会说谎,今天刚好就是其中之一。请容我告诉你们真相。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来,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迦萨正在发生的激烈战斗。根据联合国调查,在被封锁的迦萨城内,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许多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童和老人。我收到获奖通知后,不断问自己:此时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是否正确?这会不会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认为我支持一个发动压倒性武力攻击的国家政策?老实说,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书被抵制。经过反复思考,我还是决定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对我来。我和许多小说家一样,总是要做人们反对的事情。如果有人对我说,尤其是警告我说,「不要去」、「不要这么做」,我通常反而会特别想去、特别想做。这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特别的族群,除非亲眼所见,亲手触摸,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事情。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蒙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语。但是这不代表我要发表任何政治讯息。判断对错,当然是小说家的重要责任,但如何传递判断,每个作家有不同的选择。我个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现实的故事来表达。因此,我今天不会在你们面前发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讯息。不过,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透过创作故事,关于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老师和兼职的和尚。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请花些时间思考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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